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
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中共中央于10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郑栅洁表示，如何加快全面实现绿色转型，就是要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加快推进四方面举措。
具体来看，包括加快构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距离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还有5年，绿色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国合会2025年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对此，多名受访专家表示，我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全面绿色转型、“双碳”目标和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全会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在10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郑栅洁表示，首先，是加快构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这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指挥棒”。其次，是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这是全面绿色转型的“牛鼻子”。
“我们将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到‘十五五’末，新增用电需求绝大部分由新增清洁能源发电量满足，让更多绿电穿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重点有三项工作：一是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西北风电光伏、西南水电、海上风电、沿海核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开发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新能源；二是推进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三是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确保绿电发得出、电网接得住、终端用得好。”郑栅洁表示。
郑栅洁指出，第三项举措，是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这实际上是通过增加产业的“含绿量”，来提升经济的“含金量”。第四项举措，是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这是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所在。
“力争到2030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同时加快建筑和市政设施节能改造，提高大宗货物的铁路、水路运输比例。在生活方面，广泛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大力倡导节粮、节水、节电和生活垃圾分类，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绿色低碳产品，以绿色生活打造美丽家园、建设美丽中国。”郑栅洁表示。
“我们已经踩实了绿色发展的跑道，现在要加快前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关于绿色发展，公报中出现了三个“加快”：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五年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出现了三次“坚持”：坚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一以贯之地坚持了全面绿色转型、“双碳”目标和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要求，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更重要的是，新能源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需要供需协同，产业融合，也需要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建成完善适合新能源的体制机制。”他说。
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学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公报多次提及绿色发展转型，其最突出的亮点在于对绿色发展的认知与表述愈发成熟，“公报首次将绿色与智能化结合，这种表述调整并非偶然，而是多年实践积累后对绿色发展规律更深刻把握的体现，标志着绿色发展在战略定位上实现了深化与升级。”
刘锋对记者表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多领域紧密相关，“十四五”时期已为绿色转型开好头，“十五五”期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绿色发展系统化、产业化、智能化，并进一步与经济核心内容深度挂钩。此次公报明确提出要将绿色发展深度融入实体经济核心，把绿色转型具体到产业升级的路径中，让绿色成为产业本身的构成部分。以当前的零碳产业园为例，绿色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必备前提，绿色转型也不再是不利于经济建设的环保任务，而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针对“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多位受访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这意味着我国能源转型进入系统化推进的新阶段，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近年持续深化的政策基础之上。
国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原所长李琼慧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顾了政策演进脉络：新型能源体系的提法最早是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2023年，党中央、国务院审议通过《关于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意见》。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明确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如何推进体系建设成为关键。李琼慧进一步表示，关于如何建设新型能源体系，2025年能源工作会议中明确“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包括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体制改革为动力、安全充裕为前提、经济可行为基础，逐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绿色智慧节约为用能导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取得更大成果。
在明确总体框架的基础上，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要具体的实施路径。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梁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意见》中对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作出部署，以及国家能源局提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二十字指导方针。梁希认为，要重点把握三大方向：一是加强能源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系统规划“十五五”发展路径；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先进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三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纵深推进电力、油气等领域市场化改革。
何继江对记者表示，快速发展的绿电是中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中国2025年上半年绿电占比已经达到39.4%。新型能源体系有两个方面很关键，一是电气化水平的提升，二是非电应用绿色化。未来十年，非化石能源占比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35年，提高到30%之后，还将进一步加速。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80%以上，实现碳中和。
怎样理解公报提出的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企业而言，成本结构将迎来“短期调整、长期优化”。短期需投入资金用于超低排放改造、节能设备替换等设备升级，绿色技术研发和碳排放核算与管理。但长期来看，绿色转型能降低能源消耗、原材料浪费，减少环保处罚风险，还可通过参与碳交易、申请绿色补贴获得额外收益，形成“降本增效”的良性循环。
“对消费者而言，在政策推动下，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等绿色产品的供给将更丰富，且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降低购买成本。”曾刚表示，共享出行、垃圾分类、低碳餐饮等绿色消费场景也将更普及，消费者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生活品质，还将与“生态责任”绑定，推动全民参与绿色生活方式。
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
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制度的首个五年，也是冲刺2030年前碳达峰的最后五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所所长、研究员高世楫表示，三大基础优势将为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一是绿色制度体系日益完善。预计“十五五”期间将完成能耗双控向碳双控的全面转型，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加强碳市场建设，完善统计核算体系和碳核算标准。
二是国家创新体系持续优化。我国创新体系为绿色低碳技术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知识创造、扩散和应用方面经验不断丰富。
三是全民低碳意识普遍提升。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绿色生活方式正从倡导走向主流。未来需要将价值引领、制度保障、技术赋能和市场创新相结合，设计包容性、激励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组合，让绿色生活成为亿万群众的日常实践，为中长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持久社会支撑。
梁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核心在于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推动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其内在逻辑是通过“降碳”从源头削减排放，以“减污”提升环境质量，通过“扩绿”增强生态容量，最终驱动绿色“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统一。
谈及公报中“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的表述，刘锋表示，“十五五”期末（2030年）正是我国碳达峰目标年，当前及“十五五”期间的很多工作，都是为碳达峰后推进碳中和做准备，“牵引”二字，正是强调“双碳”目标对绿色转型的核心引领作用。
刘锋表示，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是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转向“精准管控碳排放质量”，更直接、高效地推动能源结构优化，直指碳减排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转变需把握三大关键机制：首先需要科学把握节奏，传统能源的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能力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需优先解决新能源的稳定性问题，确保传统能源有序退出与新能源补位的衔接。
“其次是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精准减排的前提是摸清碳家底，必须建立统一、科学的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体系（MRV体系）。只有明确谁排碳、排多少、通过何种方式排放，才能制定针对性的减排政策，合理分配补贴资金与投资方向，避免数据不准则减排无据。”刘锋认为，还需完善碳市场的市场化定价机制。例如全国碳市场的核心是为碳排放权定价，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减排。目前我国碳市场仅覆盖能源行业，2025年新增了钢铁、水泥和铝冶炼领域，“十五五”期间需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同时探索碳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完善风险对冲机制，让市场在碳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