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形势之严峻，连总统李在明都直言“绝望”。
6月26日，韩国总统李在明首次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韩国经济正处于“绝望”境地，并在整场演说的大部分时间里聚焦于经济形势的严峻现状。
韩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韩国多项经济数据增长疲软
从近期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来看，韩国经济总体正处于增长疲软的阶段。
据韩国央行数据显示，韩国2024年经济增速为2%，不及此前预期。与此同时，韩国2025年第一季度GDP萎缩，同比下降0.1%。这是自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收缩。韩国央行已将2025年全年GDP增速预期从之前的1.5%大幅下调至0.8%。
今年以来韩国央行已进行四次降息，利率已下调至2.5%，为2022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韩国近期在贸易上也遇到难题。5月韩国对美国钢铁出口出现了大幅下滑。韩国贸易协会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韩国对美钢铁总出口额为3.27亿美元，较同比减少16.3%。
同时，韩国钢铁本土市场陷入困境。浦项制铁经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韩国钢铁内需今年预计将降至4610万吨，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成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近年来，韩国对外出口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疲软，“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这三高问题对经济运行造成持续冲击，这些都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异常严重的困难，所以新任总统李在明将其形容为“绝望”。
2024年，韩国国税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申报停业的个体经营者和法人单位数量接近100万个，增幅创下历史新高。
“目前，韩国中产阶层消费持续收缩，个体工商户债务负担沉重，难以为继，整体民生状况趋于严峻。今年一季度，政府支出、私人消费、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下滑，个体经营者倒闭数量每年高达百万。”李成日说。
根源在于深层结构性矛盾
分析人士指出，多项经济数据增长乏力的深层原因在于，韩国当前面临的并非短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具有持续性和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系主任郭锐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当前韩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实质上是“韩国病”的集中爆发。其核心在于多重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而成。
首先，韩国经济高度依赖重化工业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面对全球市场环境变化，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较大困难。
其次，作为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韩国在能源、粮食等关键领域对外依赖程度较高，这一结构性弱点在国际供应链波动中进一步放大了经济脆弱性。
第三，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持续低迷造成劳动力供给紧张，进而抑制内需增长，消费动能不足日益显现。
最后，长期以来财阀主导的政商结构使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削弱了中小企业活力，抑制了创新生态的发展。
郭锐认为，正是这些深层次因素的叠加，使得韩国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全球不确定性时缺乏足够韧性和应对能力。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与地缘政治风险交织叠加，也在持续冲击韩国经济外部环境。
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为韩国经济带来额外压力。以色列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可能波及整个中东地区，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稳定。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韩国对这种冲击尤为敏感。一旦国际油价飙升，不仅将推高国内生产成本，也将进一步削弱韩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美元汇率变化、美联储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等，都可能引发全球资本流动异常，带动韩国本币贬值或金融环境收紧。这对本已承压的韩国外贸、投资环境和民间信心将形成更大考验，使其在全球不确定性中更显脆弱。
韩国如何渡过难关？
李在明在国会透露，韩国政府正在紧急制订一项补充预算案，包含发放全民消费券、加大投资、支援个体业者和弱势群体、稳定财政等内容。
李在明的稳经济举措是否能够得到成效？
郭锐表示，当前韩国出台的多项政策更多着眼于“治标”，尚未展现出“刮骨疗伤”式的结构性改革决心和力度。
在他看来，韩国执政党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如提振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和制造业，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及向全民发放消费券等，整体上仍属于常规性的短期刺激手段。这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经济压力，但多为“止痛药”，难以触及深层结构性矛盾，也缺乏出奇制胜的战略突破。
韩国问题专栏作家常洛闻接受采访时指出，尽管以消费券替代现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更为理性的选择，尤其考虑到韩国股市是全球散户参与比例最高的市场，虚拟货币市场又极为活跃，直接发现金很可能被用于非消费用途，难以实现提振实体经济的目标。
但根本问题在于，韩国国内内需本就不足，难以支撑庞大的出口型企业体系。消费券的刺激作用更多是短期且局部的，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有观点认为，李在明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是破解韩国经济困境的关键。
通过深化与邻国的经贸联系和协作，有望激发区域经济活力，提升韩国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为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郭锐强调，韩国应重启中韩自贸区升级谈判，加强与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合作，借助地缘优势和互补的产业结构，降低外贸成本，提升抗风险能力。他指出，中日韩合作既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发动机，若韩国能积极参与其中，或能为当前经济困局带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