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丙午马年在立春之后踏云而来。清晨，太阳升起。初春漫长的阳光慷慨无度倾洒在二月的街道、田野、远处的山峦。岁月宁静，空气澄澈，提前绽放的花朵一树一树地开。在这光芒和寂静里，世界崭新如初。
“春天不承诺任何东西，它不提供任何保证。它只是来了，以它这种特有的、不可阻拦的方式”（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们正进入一个盛行各种增长叙事的时代。面对生产率增长不足这一全球性挑战，技术革命尤其是AI革命带来的生产率增长的各种可能性，俨然已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宏大的叙事。“增长并非源于既有产业的量的扩张，而在于技术更新引发的结构重组。每一次创新都意味着新旧生产方式的更替”、“创新既是增长的引擎，也是结构变迁的根源”。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非常合时宜地将一半部分授予“通过建立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创新如何在竞争中不断替代旧技术、推动生产率提升”的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如果历史教给我们什么，那就是掌握材料的人定义了时代”，在最近一段时间火爆全球的博文《蒸汽、钢铁与无限心智》（Steam，Steel，and Infinite Minds）中，Notion创始人Ivan Zhao这么写道。他把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s）定义为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材料，隐喻其重要性相当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或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钢铁。基于他的设想，当人类繁忙的工作可以由不眠不休的无限心智来完成时，这场由技术革命驱动的经济增长范式革命将彻底唤醒长期饱受“增长不足”（inadequate growth）困扰的全球经济。
技术革命的宏大叙事下，一个“K型分化”的时代已然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K型分化指的是人群或市场中不同部分朝相反方向发展、形成两极分化态势的现象：高收入群体、科技巨头、金融资产持有者得益于技术变革，系马高楼、意气风发，消费和投资日益活跃（上行分支）；中低收入群体、传统行业从业者、部分中小企业则面临竞争日益加剧的压力和收入停滞的挑战，举步维艰，要么选择远遁，要么隐入尘埃（下行分支）。在对技术热烈崇拜和对效率炙热追求的时代叙事里，微观即宏观（Micro is macro）——少数部门和少数企业（AI领域和科技巨头）的投融资变化成为关键的宏观变量，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
这个“技术造神”的叙事是如此宏大，仿佛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近在咫尺、增长的终极答案已然浮现。然而，当我们在技术的星辰大海中抬头环顾烟火人间，却发现那些微观个体的困惑与茫然始终未散——“内卷”与“躺平”依旧交织；转型焦虑弥漫空中；低迷的消费既折射出预期的孱弱，更反映了收入的桎梏……奔波生活的男人和女人背后，在略显疲惫的神情和偶尔的叹息之下，总有另一个故事，它与宏大叙事之间，那种分化就像K型的上、下行分支……
微观（其实是微观的极小一部分）即宏观，是否说明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底层逻辑出了问题？仰望星空并非为了逃离地球，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地球上的问题。如果技术不关心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s），如果创新不能改善人们生活、提升人类福祉，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87年《纽约时报书评》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计算机时代的“索洛生产率悖论”是否会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演：AI无处不在，却唯独不在宏观统计数据中？
“没有什么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更危险的”（德鲁克）。技术高歌猛进之时，我们更需要思考增长的终极目标和最终意义——如果效率公式、AI算法、具身智能等不能转化为普通人的福祉，赋予他们尊严，如果产业的升级不能带来收入的提升，那么技术进步终究只是一场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的狂欢，这样的“增长”，其价值和正当性何在？应该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增长，把人放置在发展的中心，从个人尊严出发，通过持续对增长速度和形态的批判反思、审美判断、拓展思考，将对增长价值及意义的探索深深嵌入“急于拥抱增长”的此时、此地、此世，努力挖掘出增长最好的模样。而这背后蕴含的价值理性和伦理担当，呼应着伟大的天文学家、思想者卡尔·萨根（Carl Sagan）若干年前关于人和宇宙关系的哲思：“你我皆为星辰之子，每一个细胞都书写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当你凝视自己，也望见了宇宙的轮廓”（卡尔·萨根，《宇宙》）。
把人放置在发展的中心，我们需要跳出传统增长思维的约束，改变我们业已习惯的增长语言。当大面积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激烈的市场竞争带来产品价格持续下滑、传统基建和产业投资进入大周期尾声、“投资于物”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时，我们必须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实物量的价值创造（生产）和货币量的价值实现（消费）协调起来，既关心技术的星辰大海，也关心细微琐碎的人间烟火。当虚拟世界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有着45亿年生命的物理世界里最稀缺的资源——人——的价值就应该更为珍贵。
构建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新增长范式，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投资于人”的意义。无疑，全要素生产率是提升增长的核心密钥。提升生产率需要技术革命性突破，也需要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改善，两者背后都是“投资”。我们需要认识到，人，既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活跃的要素，也是增长最终的价值归依。 当我们找寻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时，不仅应该看到芯片、云平台、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变革带来的增长空间，更要看到那些被折叠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未能释放的潜力——2.55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户籍，无法享受平等公共服务；农业就业人口占比高达22.8%，却只创造7.1%的GDP（2024年），这些折射出的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效率问题。“投资于人”，因此是发展理念和政策认知的一次跃迁，它意味着：投向教育、医疗、生育支持、农村养老、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的资金，不仅仅是“支出”（spending），更是具有高回报率的投资（investment）。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偏低是“投资于人”不足的直接佐证。造成我国居民消费问题最大的底层原因是“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的结构性循环。中国强大的产能带来了实物产出和实物消费量的相对充足：在人均蛋白质摄取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与日本，达到美国的1.06倍、日本的1.37倍；我国人均蔬菜消费量更是美国的3.24倍、日本的3.54倍；新能源车的人均拥有量更是美国的1.66倍——在“物”的层面，我国人均实物量的消费大幅超过全球平均。但体现在货币价值层面，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不足40%，远低于56%的全球平均。这种以货币价值量计算的居民消费与以实物量统计的居民消费之间的巨大反差，被称为“中国居民消费率之谜”。为何会有这种反差？低价挤压了利润，利润限制了收入，收入又制约了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企业在规模扩张的惯性中高强度“内卷”，劳动者报酬难以提升，最终，生产端的效率进步并未完整传导为生活端的福祉改善——这背后，是增长目的与增长手段的错位。
打破“低价格—低利润—低收入”结构性循环，我们亟需改变衡量、评价、考核增长的指标体系。投资低效、产能过剩、行业内卷等问题，大多与重复投资密切相关，根源是GDP导向的政绩锦标赛。我们能否在地方政府层面，将GDP核算从生产法改为收入法，以劳动者报酬、企业盈利等为核心核算指标并公开数据？这一调整能引导地方政府更关注居民收入、企业效益，消费增长、公共服务水平等衡量增长质量的指标，真正践行“投资于人”。
我们需要果断推出创新政策工具和改革举措。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要用于“投资于物”，也要用于普惠性转移支付、生育补贴、养老金提升；货币政策不仅要支持大企业投融资，更要通过结构性降息支持吸纳了80%的就业且最贴近消费终端的中小微企业，同时帮助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我们需要果断出台改革举措，通过创新实践，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例如，成立国家级或是地方政府层面的母基金，加上市场机构的参与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直接收购存量商品房，将其转为租赁住房，培育成熟之后通过公募REITs或机构间REITs退出，以缓解房地产供需的结构性错配，推动租购并举的房地产新发展模式的形成。
我们需要多路径拓宽增收渠道，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推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增加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强化财政转移支付的惠民生导向、做好兜底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财产性收入占比，具体举措包括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优化资本市场回报机制，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为投资者提供稳定收益；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并享受均等公共服务，提升其人力资本，夯实长期增收基础，等等。
我们需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反内卷政策并推动企业大出海。通过反内卷，推动企业从规模扩张、低价竞争，转向质量提升、效率优先、创新驱动——企业利润改善后，可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与劳动者报酬提升，长远形成“合理价格-适度利润-稳步增收”的良性循环；通过企业大出海，有效对冲国内激烈竞争带来的利润挤压，为价格提升、利润增长与劳动者增收创造空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价值主张正深刻转变：从简单产品出口转向全价值链布局；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与管理升级；从粗放增长转向数智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从“走出去”的交易思维转向“走进去”的投资思维……
在实现增长的旅程中，我们既要葆有探索浩瀚星辰的勇气，更要拥有关心烟火人间的道德自觉；不在傲慢征服或低微俯首中进行选择，而是以谦逊的姿态保持认知的开放，引导技术发展和效率提升走向与增长价值和意义相容的方向。
“闪亮地生活，写一首诗，前行，增加大地的宽广”（阿多尼斯）。新的一年，让我们微笑问候并祝福彼此，“在这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能够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卡尔·萨根）。
你好，2026！
丙午正月初五于北京海淀颐和园路5号院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学会副会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十四五”、“十五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17年《中国新闻周刊》“影响中国”年度经济学家。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最新著作包括《我们热爱的金融：重塑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金融》《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与《Finance in Asia： Institutions， Regulation and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