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十余年断断续续的调研、论证与反复修改后，我国渔业法终于进入修订的关键时期。2024年12月21-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修订草案）》。当前，该法正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从进展来看，今年内有望出台。
本次修订是自2000年大修后的又一次重大修订。从条款内容看，现行法50条中修改了48条，删除1条，新增32条，新增一章“监督管理”。除适应当前管理的实际需要，修订最大亮点是回应了国家关于绿色发展的要求，在养殖、捕捞和资源养护等方面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该法很多修订内容与联合国“蓝色转型”战略契合，与全球渔业治理相呼应，为我国更好地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奠定了制度基础。
《渔业法》是渔业领域的基本法，从调整的法律关系来看，具有三重属性：首先，该法是产业法，主要调整渔业领域的生产关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然而，作为产业，也就自然有污染的问题，这也是本轮修订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其次，渔业利用对象是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法律需要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养护的角度予以规制，这里还特别需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相协调；最后，该法还是一部保护渔民权益的重要法律。渔民是农民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中是弱势群体，需要立法对其权益进行保护，以防止不法侵害。这三个方面的属性相互交叉，在一部法律中予以协调，是该法修订的难点。
从修订草案来看，法律明确将高质量发展、统筹资源保护与利用和绿色发展新增为立法原则，加强了法律的指引性，并在后面条款对三个方面的重要关切予以回应。在养殖业发展方面，增加了生态增养殖的内容，鼓励对行业源头水产苗种创新开发利用，并加强了养殖过程监管。同时，针对养殖生产的负外部性问题，明确生产要依照规划进行，不得在禁养区进行养殖，加强养殖污染监控并要求养殖尾水必须达标处理。在捕捞业发展方面，则从生产投入和渔获物产出方面分别规定了管理要求，打造从造船、用船用网、捕捞区域与工具、作业日志、捕捞辅助船舶与服务到捕捞渔获物监管的闭环全流程管理。船网工具指标、船舶安全设施设备安装与运行要求等重要内容也得以入法，并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规范要求。
在资源利用方面，本次修订大大加强了违法捕捞的处罚力度，一个重要突破在于规定禁止“三无”船舶作业并可以没收船舶。鉴于“三无”船是当前造成我国近海资源掠夺式开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规定将对下一步打击相关违法活动提供重要法律武器。修订条款也增加了对特殊种类渔业资源实行捕捞限额管理的规定，这是对当前捕捞限额试点工作的充分肯定，为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撑。在资源保护方面，本次修订的另一个“亮点”是大大增加了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出发的要求，包括进行水产种质资源（生物遗传资源）的调查、收集、保存和进出口管控，回应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要求。在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则规定禁止投放外来种、杂交种等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并要求在水产养殖中避免生物逃逸。此外，对于误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也要求及时采取救护、处置。
在渔民权益保护方面，本次修订再次强调了保护渔民利用水域、滩涂开展水产养殖的权利，要求建立养殖水域、滩涂保护制度，禁止非法占用养殖用地。同时，明确对提前收回养殖证的要予以补偿。此外，本次修订也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进行了更好的衔接，包括在重要渔业水域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新建排污口、落实渔业资源保护措施的“三同时”制度以及生态调度要求等。
总体来看，本次修订草案对于当前重要和紧迫的问题都进行了很好的回应。在具体制度方面，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笔者认为还可以进一步考虑下述三个方面：首先，相较于《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内容并没有进行具体规定。渔业资源是重要的水生生物资源，当前我国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下降，渔业资源局部衰退等问题。然而，本次修订针对渔业资源损害的赔偿、特别是通过司法渠道的救济，并未进行规定，这不利于推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在该领域的落实；其次，尽管本法明确了对渔业整体产业链进行规制，但规定并没有体现对加工、市场、贸易等环节的规制要求，特别是当前国际上广泛使用贸易手段加强对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管控的内容并未体现，如要求产品可追溯、产品采用生态环境友好的方式捕捞等；最后，对于气候变化、废弃渔具使用监管等重要的相关环境问题，本法缺乏回应。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如果能进一步完善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将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考虑到《渔业法》修订周期较长，建议本次修订一步到位，考虑增加相关内容，加强法律对长期实践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