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滥施关税以及中美经贸磋商备受关注，在美国政界和媒体上有人炒作“中国威胁”“中美对抗”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纽约市新学院大学客座教授理查德·D·沃尔夫（Richard D. Wolff）提出：“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学习中国，而不是对其成功视而不见。”
他分析了两种经济制度——美式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之间的差异，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之所以在面对贸易战等情况时展现出超乎美方预期的韧性，根源在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相比之下，美式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盲目追逐，正逐步削弱其国家能力。沃尔夫怎么看美式资本主义？如何看待中国的制度优势？
一、美式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困境：逐利至上
沃尔夫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并非偶然，而是其资本主义制度矛盾长期积累导致的“结构性反应”。他在视频节目中指出，美式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是逐利至上，其国内外政策几乎完全围绕资本利益展开。
他举例说：美国企业为追求更高利润，将制造业大量外包给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问题在于，这种逐利行为并没有带来美国国内的繁荣。这不是因为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而是美国自己的资本在全球追逐成本洼地的自然结果。
类似逻辑也解释了为何美国没有建成高铁系统。那并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而是因为高铁在短期内“不能赚钱”。在沃尔夫看来，美国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长期缺位，原因并不是“无能”，而是“无利”。
“如果没有利润，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无论它对社会多么有益。”
此外，他在文章中批评称，美国政府已经“新自由主义式地退出了公共领域”，把医疗、教育、住房乃至疫情应对都交给市场机制，“这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统治”。
而这种企业统治也日益侵蚀了民主制度本身。例如，据华盛顿非营利研究机构“秘密公开”（Open Secrets）的数据，美国企业在政治游说上的花费已远超数百亿美元，相关政策制定越来越被资本操控。
在沃尔夫看来，美式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政府越来越沦为“资本利益的执行者”，而非社会利益的协调者。政府监管松绑，税收政策向富人倾斜，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削弱工人地位——所有这些变化，推动力就是逐利至上。
二、中国经济的制度优势：政府与市场的协同
沃尔夫认为，与美国的“放任式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展现出的一种“新型的、有效的制度组合”，他多次称赞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灵活的、有组织的、实用主义导向的”，展现出一种灵活、高效的“制度调配”能力。
1. 国家战略主导发展方向
沃尔夫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关键领域快速取得突破，例如高铁、芯片、新能源、疫苗研发、绿色能源，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始终围绕国家整体战略展开，政府保留了关键领域的主导权。
沃尔夫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美国有很大不同，今天的中国经济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既有民营经济，又有国有经济。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来进行协调。如果私营部门能够做好，可以盈利，那就由私营部门去做。如果私营部门不愿去做，那政府就会去做，而不是只在乎利润。
他举例说：“如果你今天去中国，在全国各地出行，你几乎肯定会乘坐火车。它会让你大吃一惊。不去中国，你根本不知道铁路会有多先进。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做，但中国遥遥领先。他们拥有快速、美观、设备精良的火车。而我们根本没有这些。我们不能造火车吗？当然可以。我们有技术知识吗？当然有。我们国家历史上修建过很多铁路。但这些铁路并不赚钱。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了。中国也不赚钱，但他们还是有。为什么？因为是政府修建的。这是一种完全迥异的对经济发展目的的思考，一种是经济服务我们人民，另一种是我们人民服务于经济。”
2. 混合所有制调节市场
沃尔夫观察到，在中国，市场并不被无限放任，中国也并不是全面国有化，而是采用“国有主导、民企活跃”的混合模式。他指出，这种制度并非是政府要“控制市场”，而是要识别市场失灵的地方，并进行有效修正：
“他们创造了一种新模式——而且它运作得相当好。”
中国政府不仅提供财政与信贷支持，还通过产业引导、调控资源分配来保障关键领域不被市场机制“忽视”。这使得中国在面对金融危机、疫情冲击等重大挑战时展现出显著韧性。
3. 制度目标明确：服务国家发展而非资本回报
沃尔夫在一个YouTube视频节目中指出，美国的公司治理目标是股东回报，而中国制度的核心逻辑是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利益。五年计划、乡村振兴与“双碳目标”等一系列政策，都体现出明确的公共导向。
三、中国制度优势的实质：效率与执行
沃尔夫认为，美国决策层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愈发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经济体量增长，而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表现出更高的组织效率与协调力。
在贸易战的初期，美国决策层似乎相信，只要施加关税压力，中国将被迫妥协，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最终会失败，中国不会“像预期那样崩溃”，反而会借此契机建立起更为自主的产业链、加快技术替代与对外布局，持续推动“一带一路”以及与金砖国家（BRICS）的协作。
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的问题会愈加严重。沃尔夫直言：“这不是某一项政策的失败，而是一个衰落帝国的表现。”
他认为，美国统治阶级正在试图将这种“帝国衰落”的代价转嫁给普通民众。过去20年，美国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社会分裂严重、年轻人对未来缺乏希望。内部危机只会通过压低工人工资、削减社会支出、输出通胀和发动外部战争来缓解，这种模式已经接近极限。
四、美国是否还有勇气向中国学习？
理查德·沃尔夫并不是“中国制度”的无条件赞美者，他清楚中国社会也有其复杂性与挑战。但他更强调的是，美国是否还有能力与意愿，从中国的成功中汲取经验。
他在一次谈话中发问：“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学习中国的制度优势？如果我们还愿意学习的话。”
在他看来，中国的成功不仅仅是“运气”，更是制度设计下的必然结果。中国没有盲目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也没有全盘引入美国的放任式，而是在实践中找到了一种“实用主义+国家能力”的现代化路径。
中美贸易争端远未结束，围绕制度模式的议论将长期存在。沃尔夫感概：40年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每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摆脱贫困，模仿并学习他们眼中的西方世界，让自己的国家得到长足发展，他们都想做到这一点。有一个国家做到了，那就是中国。
“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中国将成为你余生中最需要打交道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榜样，他们的增长速度比任何人都快，他们帮助很大一部分人口摆脱了贫困。”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忙着质疑婚姻是什么，性别是什么，在对棘手的议题进行辩论，这虽然让沃尔夫感到自豪，但反思美式资本主义在美国仍是一种禁忌，更别提“学习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