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受访者供图
“科技金融”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之一。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
在此之前“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科技金融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其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何让金融真正赋能科技创新，构建科技、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闭环？在全国两会期间，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
田轩认为，相比“十四五”，“十五五”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逻辑已从 “科技服务金融” 的金融科技，全面转向 “金融服务科技” 的科技金融。这一转变不仅需要资本市场改革的持续深化，更需要制度包容与耐心资本的双重发力。既要通过完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等法治体系包容创新失败，又要以长期资本体系滋养早期科创，让金融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动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制度与资本根基。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从“十四五”到“十五五”，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环境？
田轩：“十五五”首次将“金融强国”写入五年规划建议，而科技金融正是金融强国“五篇大文章”之首。我的观察是，从“十四五”到“十五五”，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转变：此前我们更多强调的是金融科技，而在金融强国建设及“十五五”规划中，重点转向了科技金融。两个词看似只是顺序调整，但其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已发生深刻变化。
金融科技的核心是金融，强调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赋能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创新、提升运营效率、服务长尾客户等，本质是科技服务金融业态。
而科技金融的核心则转向了科技，强调以金融工具、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赋能科技创新全流程，本质是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倾斜的服务导向。
我认为，这正是从“十四五”到“十五五”，从“金融科技”到“科技金融”转变的最本质逻辑。
当前，我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大环境已非常清晰，中央高度重视。自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科技金融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2024年、2025年相关部署，以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反复强调以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总书记多次指出，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
面向“十五五”未来五年，我们要进一步发挥金融作用，重点支撑科技创新，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真正实现始于科技、成于金融、兴于产业，构建起科技、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与铁三角闭环。
澎湃新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今年您带来了哪些和科技金融相关的建议？
田轩：今年我提交的5项代表建议中，有3项聚焦资本市场改革，均与创新创业、科技发展紧密相关。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大量从0到1的颠覆性、原始性创新，主要由小微企业与初创企业完成。但初创企业面临的创业风险极高、失败率居高不下，最终成长为独角兽企业的比例极低，我们很难从海量创业尝试中精准预判并筛选出少数成功者。基于此，我围绕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励创新创业提出一项核心建议：优化完善我国企业破产法，建立健全商自然人破产制度。
“商自然人”是法律概念，通俗来讲即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主体的自然人投资者，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的出资人、创始人等。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公司法及企业破产法主要解决企业法人的破产清算与重整问题，但对于商自然人的破产保护尚缺乏专门规定。
颠覆性创新试错成本高、市场风险大，创业失败是常态。我们既要看到成功的独角兽企业，更要正视大量创业主体在创新过程中遭遇的经营困境。要真正激励创新，就必须以制度包容失败、善待创业者。
当前我国企业破产制度仍存在短板，在科技创新创业领域尤为突出。不少创业者因对赌协议、融资担保等条款，需要对企业债务承担个人无限连带责任。这些创业者并非恶意逃废债，没有侵占挥霍投资资金，而是全心投入创业，最终因市场波动、行业周期等客观风险遭遇失败，属于“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
他们创业失败后，往往陷入长期债务危机，甚至被限制消费、影响正常生活，难以卸下包袱重新出发。而学术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多数顶尖独角兽企业家都是连续创业者，正是在多次试错中积累经验、走向成功。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一些地方现在已经开展有益探索。2021年，深圳出台我国首部个人破产地方性法规；2025年11月，厦门成为全国第二个实施个人破产地方立法的城市，为全国层面制度完善积累了实践经验。
为此，我建议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增设专章，系统完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在债务责任界定、财产豁免安排、债务余额处理、创业者信用修复等方面作出明确制度安排，让“诚实而不幸”的创业者能够重新回归正常经济生活、安心开展二次创业，以制度兜底激发企业家精神，为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澎湃新闻：您深耕资本市场研究多年，接触的创业者、企业家众多。据您观察，深圳、厦门的相关试点效果怎样呢？
田轩：我身边也有一些例子，能够证明这项制度的实施效果比较显著，确实为科技创新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它能够帮助创业者重新回归正常经济生活，卸下沉重的债务包袱，实现资源优化整合，为他们安心开展二次创业提供坚实支撑。这些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保障创业者合法权益、维护企业正当利益、规范市场秩序，同时为广大创业者稳定信心、稳定预期，真正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与创新活力。
澎湃新闻：您多次呼吁建立“个人破产法”，也一直强调支持创新首先要“对人包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我们如何从社会观念和投资评价体系上，真正接纳那些“孤僻、疯狂”但极具创新力的创业者？
田轩：社会观念是慢变量，和历史文化、传统认知紧密相关，很难在短期内改变，需要长期引导。通过宣传和身边案例，慢慢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但更关键的是从立法和金融两端发力。立法上，就是前面提到的商自然人破产制度，从法律上包容那些努力过、但不幸失败的创业者。
金融上，则要落实中央倡导的耐心资本。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基金平均存续期是5到7年，约为美国10到12年的一半。期限约束导致资本很难做到投早、投小、投长期科技。
因此我建议，延长风险投资基金存续期，同时鼓励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机构资金入市。这才能真正形成耐心资本池，支持早期、小型、长期的科创项目。
澎湃新闻：您曾提出了一个观点，支持科技创新既需要“更加包容”的一级市场，也需要一个“不太积极”的二级市场。这个组合拳的逻辑是什么？
田轩：我刚才提到的包容性一级市场，核心就是长期资本的供给；而当前二级市场整体偏短期化，更多是“短钱”主导，包容度相对不足。我们要为企业高管、核心创新团队营造宽松环境，让企业能心无旁骛做长期创新。
企业一旦上市，就站在了聚光灯下：监管部门、各类投资者、市场机构、做空力量，以及媒体和自媒体都会高度关注。有时一篇简短的分析舆情，就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给企业带来巨大短期压力。
作为公众公司，严格监管、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完全必要的。但对于科技创新企业而言，过度的短期关注和业绩压力，会迫使企业聚焦短期目标，难以沉下心做长期、硬核的科技创新。这也是不少高创新活力企业，选择暂不上市或采用其他融资路径的重要原因。
对此我国也有制度探索，目前科创板、创业板已引入同股不同权（AB股）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设计，保护企业管理层和核心团队的控制权，让他们免受短期资本干扰，专注长期创新。
我所提倡的更具包容性的二级市场，本质是减少短期投机性波动对创新的干扰；加上前面提到的以长期资本为核心的包容性一级市场，两者结合才能更好平衡各方需求，真正鼓励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澎湃新闻：创新需要长周期、高容忍、强耐心的资本。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您认为当前我国整体金融环境需要补齐的短板是什么？
田轩：我始终主张应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我们学术研究的充分印证。科技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恰恰需要具备长期耐心的资本支持。
融资主要分为股权融资与债务融资两类模式。股权融资收益不设上限，投资者可与企业共享创新成功的成长红利，天然适配科技创新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而债务融资以还本付息为核心，债权人收益相对固定且有上限，因此信贷资金天然偏好现金流稳定、风险可控的成熟经营主体。
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体系集中了大部分金融资产，这种结构与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要求存在适配差距。
从场景匹配度看，股权类直接融资更适合支持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而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更适合现金流稳定、已进入规模化扩张阶段（从1到100乃至更大规模）的成熟企业。
因此，要真正支持科技创新，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重点做强股权一级市场、完善二级市场，同步优化债券市场，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配的现代金融体系。
澎湃新闻：银行如何转型，适配创新的风险特征？
田轩：首先要明确市场定位。正如我此前所说，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更适配盈利稳定、风险可控、已实现规模化经营的企业；即便这类企业属于科技型，也主要处于从1到100、乃至规模化扩张的发展阶段，此时间接融资能够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而在科技创新从0到1的原始突破阶段，股权融资、直接投资则能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当前，国内不少银行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积极开展股贷联动、投贷联动模式探索，推动自身转型适配科创融资需求。这是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益实践，相关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澎湃新闻：作为企业而言，CVC（企业风险投资）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真正投向前沿硬科技？
田轩：CVC是耐心资本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术研究也证实，CVC是典型的耐心资本，其投资项目在上市后的创新数量与质量，显著优于传统风险投资项目。核心逻辑在于，CVC并不以单一财务回报为目标。
传统风险投资更侧重短期财务收益，而CVC更注重长期产业培育与战略协同，追求和被投企业形成深度、长效的合作关系。
对于CVC如何避免投资同质化，我认为，企业开展CVC投资，本质是服务自身战略布局。只要企业自身主营业务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其围绕上下游产业链展开的投资，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投资重点，从而有效避免同质化。
优质项目受到资本追捧是市场常态，也是良性竞争现象。从市场角度看，资金向优质机构、优质项目集中，本身也有利于提升市场效率。
对企业而言，开展CVC投资应聚焦主业、理性布局，不盲目跟风。围绕自身核心业务进行产业链投资，既能与被投企业建立紧密合作，也能通过母公司为被投企业提供技术、资源、场景等全方位赋能；反过来，被投企业的成长也能反哺母公司主业升级，最终实现1+1＞2的战略协同效应。
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您曾有个研究发现，过多的金融分析师追踪和过高的股票流动性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这个学术结论，对于当下正在上市或已上市的科创企业有何启示？
田轩：我先说明一下，我早期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资本市场数据。美国是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成熟的金融市场，其市场环境与我国存在显著的客观差异。
基于美国市场的学术研究显示：过多的分析师跟踪，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巨大的短期业绩压力；而过高的股票流动性，则容易引来“门口的野蛮人”、引发恶意收购，追求短期收益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会放大企业短期压力，最终不利于企业长期创新。
但这一结论仅适用于美国市场场景，不能直接套用到我国资本市场。
近期我和团队基于中国本土数据，就同一问题做了最新实证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有较大完善空间，适度加大股票流动性，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发经营活力，进而增强企业创新动力。
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就是典型例证：改革前，A股约三分之二股份无法流通；改革通过对价安排实现非流通股可流通，大幅提升了市场流动性，对企业创新发展形成了有力支撑。
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对突出，适度增加分析师跟踪覆盖，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融资成本，对科技创新同样具有正向作用。
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必须因地制宜，中美市场环境不同，结论不能生搬硬套。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创新、分析师跟踪与企业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阈值关系。在流动性偏低、信息不对称较严重的市场，提升流动性、增加分析师跟踪，会显著促进创新；当流动性、分析师跟踪超过一定阈值后，负面效应会占据主导。流动性过剩易催生资产泡沫，过度的分析师跟踪会加剧短期业绩压力，最终抑制创新。
两项研究结论看似相反，实则反映的是不同市场发展阶段的客观规律。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必须立足本土实际，不直接照搬境外结论。
澎湃新闻：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您有怎样的建议？
田轩：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其核心定位是服务实体经济、激励企业科技创新。
科创板与创业板作为资本市场支持科创的重要板块，作用尤为关键。我们应持续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补齐发展短板，比如强化信息披露监管，着力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这对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至关重要。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发行、退市、并购重组、持续监管等全链条交易制度，这些领域仍有较大优化空间。以并购重组为例，通过制度改革，一方面可以助力优质早期企业借助市场化并购实现发展升级；另一方面也能推动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优化资源配置，实现1+1＞2的协同效应，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科技创新的作用。这也为当前资本市场改革，尤其是科创板、创业板的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需要具备相应的商业敏感性。我认为，企业经营者要善用上市平台，扎实做好信息披露、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减少委托代理问题，平衡好大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权益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坚守主业、夯实经营基本面，这对企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只有做强主业、提升业绩，才能带动公司股价稳健运行，真正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投资者以真金白银投入企业，为其提供合理回报是企业的应尽责任。优质上市公司更应摒弃盲目跟风心态，通过适时分红、股份回购等方式积极回馈股东，形成投融资良性循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澎湃新闻：对于2026年的科技金融与资本市场，您有怎样的期待？
田轩：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整体运行平稳，短期虽可能受外部冲击出现阶段性回调，但长期发展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2024年“9·24”资本市场新政落地以来，叠加央行流动性管理等配套举措，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功能持续有效发挥，2025年市场整体呈现上行态势，期待2026年资本市场能够延续稳健向好的慢牛格局。
同时，期待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及场外市场加快体制机制优化，充分释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企业通过挂牌、上市等融资方式深耕技术研发，助力落实“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